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本书的著作主旨在书中最后可以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而本书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个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迫视畹恼獗臼�，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把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对这本书的读后感叹，多是赞誉有加，总的说起来一句话，便是“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那原因想必也是很少有人能这样观察历史，当然也很少有人这样写历史。“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成为书中的名言，被复叙和引用。 从特征上说，《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枝微末节，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纠葛，成为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由以证明政治的混乱实为人祸。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关于这本书，作者自己也有所谈论。这里摘引几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写作和认知态度：“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其实是长话短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留有许多历史评论：“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对中国明朝历史素无研究，但说出的话却很中肯：“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 本书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然而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一、关于本书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而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答案当不应如此。但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使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只能由少数人看懂的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是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扁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们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理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资料，并有高明的史识，这样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脉络，找准头绪。从小就习惯于看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师沉心书堆中研究琐碎精微的学问，现在猛然看到黄仁宇先生大作，虽然也是描述“小节”，但一管而窥全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切中要害，看出黄仁宇先生已是对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历史大走势了然于胸，自然大开眼界，佩服不已。
二、关于本书中的稳定与体制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为横断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的一些根本弊病。今天看来，事隔四百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仍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
稳定安全当然重要，但是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不过是延缓了体制上的尖锐冲突，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从《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出
例子。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若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锻蚶迥辍分幸残吹搅ν颊褡鞯幕噬�、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创痴味跃糜跋斓睦方萄�，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三、关于本书中的儒家
黄仁宇先生明确指出本书着重批判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黄仁宇先生还提醒读者，不要误以为本书作者在为明朝一个昏庸皇帝辩护，他的本意是揭示出整个社会机制具有比统治者个人(皇帝)更为强大的力量。
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
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为政在人，则其政举。”“为政在于得人。”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道德判决的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往往体现为礼仪之争。正如作者黄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书中所称的“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他可谓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三次罢官，固然有刚直不阿得罪权贵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执政风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现出典型的儒家道德本位与平均主义特点，却缺乏法治社会的“正义”概念。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将之视为“刁风”而大力扼制。只是碍于他的“清廉”名声，朝廷才不得不勉强授予他个把闲职。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然而只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通观整个万历朝，与他命运相同的武将何止一人，另一名将俞大猷，与戚继光一样，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明朝最后一代皇帝崇祯所屈杀的袁崇焕。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是儒家保守的治国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就尖锐地指出，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这种礼的理想所作的美学式的冷冰冰的控制，把一切从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责任义务，尤其是乐善好施的义务，都变成了僵化的符号仪式。”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也是一种文化其生命力衰弱的表现。
而儒教将“礼”的修养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只能培养出扭曲的人格。礼教使人的道德修养的重点由内在的精神过程转向外在的行为方式，由内容转向形式。由于注重外部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合乎“礼”，就必然使对内心真实信仰的关心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儒家礼教的各种繁文缛节不合常情，很难做到，因而在现实生活常流于空洞的教条。为了不至于违反或亵渎神圣的礼教，人们只好阳奉阴违，相率以伪。原则与现实的这种不协调，造就了大批自觉或不自觉的伪君子，欺世盗名之辈，再不然就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书呆子或者人格分裂者。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今人多以此话为偏激而不取，然细察鲁迅本意，他所说的“仁义道德”应该指的就是儒家的一套伦理价值观念，鲁迅无非是用文学的夸张语言揭出了一个事实：儒家礼教违反人性。纵观整个封建时代，可以说，儒教是失败的。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体系还是一种伦理学体系，都表现出较低的思维水平。或者毋宁说，表现出比较原始的思维水平。
如果我们拿西方哲学来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儒学的根本缺陷。儒学没有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有的“自然法” (即人的自然权利) 概念。虽然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充斥着
“自然”这个字眼，但这跟“自然法”毫无关系。西方社会正是从“自然法”概念中引申出了自由与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而在儒学的字典中，是根本找不到“自由”、“权利”这类字眼的。
可以断言：儒教与近代资本主义进程是格格不入的。
总而言之，《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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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本书的著作主旨在书中最后可以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而本书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个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迫视畹恼獗臼�，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把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对这本书的读后感叹，多是赞誉有加，总的说起来一句话，便是“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那原因想必也是很少有人能这样观察历史，当然也很少有人这样写历史。“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成为书中的名言，被复叙和引用。 从特征上说，《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枝微末节，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纠葛，成为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由以证明政治的混乱实为人祸。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关于这本书，作者自己也有所谈论。这里摘引几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写作和认知态度：“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其实是长话短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留有许多历史评论：“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对中国明朝历史素无研究，但说出的话却很中肯：“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 本书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然而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一、关于本书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而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答案当不应如此。但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使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只能由少数人看懂的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是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扁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们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理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资料，并有高明的史识，这样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脉络，找准头绪。从小就习惯于看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师沉心书堆中研究琐碎精微的学问，现在猛然看到黄仁宇先生大作，虽然也是描述“小节”，但一管而窥全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切中要害，看出黄仁宇先生已是对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历史大走势了然于胸，自然大开眼界，佩服不已。
二、关于本书中的稳定与体制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为横断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的一些根本弊病。今天看来，事隔四百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仍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
稳定安全当然重要，但是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不过是延缓了体制上的尖锐冲突，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从《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出
例子。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若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锻蚶迥辍分幸残吹搅ν颊褡鞯幕噬�、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创痴味跃糜跋斓睦方萄�，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三、关于本书中的儒家
黄仁宇先生明确指出本书着重批判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黄仁宇先生还提醒读者，不要误以为本书作者在为明朝一个昏庸皇帝辩护，他的本意是揭示出整个社会机制具有比统治者个人(皇帝)更为强大的力量。
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
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为政在人，则其政举。”“为政在于得人。”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道德判决的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往往体现为礼仪之争。正如作者黄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书中所称的“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他可谓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三次罢官，固然有刚直不阿得罪权贵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执政风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现出典型的儒家道德本位与平均主义特点，却缺乏法治社会的“正义”概念。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将之视为“刁风”而大力扼制。只是碍于他的“清廉”名声，朝廷才不得不勉强授予他个把闲职。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然而只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通观整个万历朝，与他命运相同的武将何止一人，另一名将俞大猷，与戚继光一样，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明朝最后一代皇帝崇祯所屈杀的袁崇焕。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是儒家保守的治国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就尖锐地指出，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这种礼的理想所作的美学式的冷冰冰的控制，把一切从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责任义务，尤其是乐善好施的义务，都变成了僵化的符号仪式。”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也是一种文化其生命力衰弱的表现。
而儒教将“礼”的修养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只能培养出扭曲的人格。礼教使人的道德修养的重点由内在的精神过程转向外在的行为方式，由内容转向形式。由于注重外部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合乎“礼”，就必然使对内心真实信仰的关心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儒家礼教的各种繁文缛节不合常情，很难做到，因而在现实生活常流于空洞的教条。为了不至于违反或亵渎神圣的礼教，人们只好阳奉阴违，相率以伪。原则与现实的这种不协调，造就了大批自觉或不自觉的伪君子，欺世盗名之辈，再不然就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书呆子或者人格分裂者。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今人多以此话为偏激而不取，然细察鲁迅本意，他所说的“仁义道德”应该指的就是儒家的一套伦理价值观念，鲁迅无非是用文学的夸张语言揭出了一个事实：儒家礼教违反人性。纵观整个封建时代，可以说，儒教是失败的。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体系还是一种伦理学体系，都表现出较低的思维水平。或者毋宁说，表现出比较原始的思维水平。
如果我们拿西方哲学来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儒学的根本缺陷。儒学没有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有的“自然法” (即人的自然权利) 概念。虽然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充斥着
“自然”这个字眼，但这跟“自然法”毫无关系。西方社会正是从“自然法”概念中引申出了自由与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而在儒学的字典中，是根本找不到“自由”、“权利”这类字眼的。
可以断言：儒教与近代资本主义进程是格格不入的。
总而言之，《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标签: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8-06-25 作者：大学生新闻网来源：大学生新闻网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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